20世纪80年代起，全球范围内掀起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更新的改革运动，以便为新世纪的国际竞争奠定人才和知识的基础。其间，美国教育改革的若干战略举措令世人注目。

1983年4月，由美国教育部长贝尔组织的“全国提高教育质量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经18个月的调研，发表致全美人民的公开信——《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2]报告揭露了美国教育每况愈下的景象，把教育的落后和振兴教育的改革必要性，提高到危及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的高度给予论证。这份文件成为美国20世纪80 年代教育改革运动的导火索，旷日持久的教育大讨论形成了成百上千份教育改革报告，涉及美国教育的各个领域。

到了20世纪最后十年之初，美国前总统布什和各州州长于1990年召开教育峰会，次年4月，布什签发面向21世纪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3]该文件再次批评，1983年的警告并未挽救教育的败局，美国教育大势平淡无奇，国家在白耗教育投资。这份战略性的法案提出到2000年预期达到的“六点国家教育目标”和“四项教育战略”，雄心勃勃地号召：“变‘国家在危机中’为‘全民皆学之邦’”（这个口号的原文颇具诗韵：From A Nation at Risk to A Nation of Students）。

1994年3月，克林顿政府承袭布什2000年教育战略的几乎所有内容，用立法程序通过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4]该法令对美国艺术教育（音乐、视觉艺术、戏剧、舞蹈）给予了史无前例的支持，艺术被法定为六点国家教育目标第三项所列“核心学科”(Core Subjects)之一（布什政府的2000年教育战略中，核心学科是英语、数学、科学、历史和地理）。同时规定，如同其他核心学科，艺术学科要制定国家教育标准，并纳入“国家教育进步评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 NAEP)体系。[5]

在全美上下为实现2000年目标狠抓教改的紧锣密鼓进程中，“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数字化地球”等观念和现实随新千年的倒计时悄然而至。1997年开始，美国教育部和总统国情咨文又推出在所有的教室和图书馆配置互联网，使所有学生能够共享全美教育资源，缩小班级规模，推行终身教育等措施。

在20世纪后期美国教育改革大潮中，美国音乐教育界的反应是积极、强烈的。早在1967年，由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召开的“坦格伍德研讨会”主张，在变迁、动荡的美国社会大背景中，反思和界定音乐教育与人类、社会、文化、民族和科技的关系，全面认识和实现音乐教育的价值，呼吁把音乐列入国家核心学科。坦格伍德研讨会和《坦格伍德宣言》[6]成为其后30多年美国音乐教育的思想和行动纲领，影响到以下重要发展：1、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推行多元文化主义音乐课程，使之成为中小学和大学的常规课程内容；2、编制《学校音乐方案：描述和标准》（1974，1986年），[7]确定了幼儿园至高中各阶段的音乐成就标准和条件装备标准，为1994年《艺术教育国家标准》[8]的制定奠定了基础；3、先后编写了《音乐师资教育达标考核准则》（1972年）、《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教育报告》（1982年），[9]以及相应的课程大纲，被全国音乐院校协会及所属院校采纳；4、在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之下成立音乐教育研究特别兴趣团体（Special Research Interest Groups, SRIGs,1978年），于1978至1980年举办安. 阿伯系列研讨会，探讨音乐教育与哲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学习理论等学科的关系，促使音乐教育走向科研兴教的道路，等等。

坦格伍德研讨会前后，美国音乐教育又受到来自国家的积极干预。1965年，美国立法设置国家艺术与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and Humanities,由国家艺术基金会和国家人文基金会组成，是独立的联邦政府管理机构)。国家艺术基金会资助了一批艺术教育重大项目。1988年，受国会委托，该会对美国艺术教育进行调研，发表《走向文明——艺术教育报告》[10]，指出美国艺术教育的三大问题：1、艺术尚未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学科，处于边缘地位；2、学校艺术教育内容狭隘，偏于艺术制作和表演，极少包容历史、批判评价和审美的内容；3、艺术教育缺少一套指导全美学生应知、应会的共识性国家标准。

20世纪90年代初，上述问题在《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出台前后得到全面的解决。1992年起，国家艺术基金会和国家人文基金会与美国教育部联手，共同资助了《艺术教育国家标准》的研制，按照克林顿和教育部长赖利提出的“世界级”水平，勾勒出基于综合、有序课程原则的国家艺术课程应达到的程度，系统地界定了艺术教育的本质、功能、目的、对象、内容、方法和评价，在确认艺术的本体教育价值的同时，阐释了有关艺术与其他学科的整合、关联，认同多元文化，充分运用现代技术等热点问题的积极立场。

1997年，按照《2000年目标》对核心学科实施与国家标准相对应的“国家教育进步评估”的要求，美国艺术教育界与国家评估指导委员会、国家艺术基金会等部门合作，对《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实施以来的状况进行评估，为20世纪末实现国家标准的程度提供了反馈信息，探索了国家艺术教育评估的框架研制和革新的方向。

美国音乐教育界有组织、有计划地争取“参政议政”的权力，发动声势浩大的“意识战役”(awareness campaign)和“呼吁”(advocacy)活动,是有效影响国家决策层反思、论证和界定音乐教育的功能，在国家法令法规水平上巩固和提高音乐教育地位的重要动力。坦格伍德研讨会后，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落实《坦格伍德宣言》有关“音乐应该成为学校课程的核心”的精神，在“目标计划”中提出公共关系的概念和任务。1986年，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和美国艺术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for the Arts, ACA）召集一批艺术和艺术教育组织的31位头面人物，合力通过《费城决议》，并发表报告《走向艺术教育的新时代》，[11]阐述了艺术教育的价值和推进艺术教育的策略。这种伙伴关系到了1988年发展成为“艺术教育国家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for Education in the Arts）。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府考虑确定核心学科的门类之前，到艺术被法定为核心学科后的五年中，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与这个联盟携手，先后三次召开60至80多个全国性教育和艺术组织领导参加的“峰会”；多次组织各方人士游说国会两院；发动美国十大教育组织，以其代表的逾千万美国人的名义，向国会递交《原则陈述——艺术教育的价值和质量》；[12]每年3月举办有1000万左右中小学生参加的“世界最大的音乐会”和“音乐在我们学校月”活动，[13]并调用一切可能的媒体和艺术单位扩散其影响；与总统和教育部长频繁交往，促使他们和国会议员多次发表有关音乐教育的合理性、必要性的证词；等等。这些举动收到了实效，其中最重要的，除了艺术被法定为国家核心学科外，还体现在《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法》新增艺术教育界在教育立法决策时的说话权。《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法》是美国最重要的教育法之一，原含有支持艺术教育的文字表述，但没有明确规定音乐、艺术教育人士在教育立法中的咨询角色。2000年5月，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提出该法令新版法案，增加了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等艺术教育组织在国家教育立法中，对艺术教育的方案及其实施所需配套法规和资金保障等方面的咨询地位。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称此举为“艺术的胜利”。[14]

综上所述，美国音乐教育在20 世纪后期是有所作为的。这些作为，除了受益于联邦政府改革以往美国教育管理分权制度的涣散弊端，强化国家对教育发展目标和战略的决策，以及贯彻决策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外，还有赖于以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为代表的音乐教育界本身在过去30多年里构建的一系列观念到位、目标明确、措施得力的战略。